6月11日，2023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绿色金融平行论坛上，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演讲中表示，实现全球碳中和“知不易、行更难”，主要表现在碳减排行动与目标的非一致性、碳减排技术创新与现实要求的非同步性、碳减排资金量供给与需求的非匹配性、碳减排“漂绿”行为与绿色转型的非同向性、国际地缘政治竞争与碳减排国际合作的非对称性这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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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提到，金融服务“双碳”目标既可为亦难为，可在资源有效配置、市场有效定价、风险有效管理、构建国际合作可落地机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全球碳中和“知不易、行更难”

刘珺表示，近年来，实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但多元复杂变量持续冲击碳减排行动的预设轨道，为碳中和目标实现带来从认识上的不同频到行动上的不共振。具体来看：

一是碳减排行动与目标的非一致性。一些国家在宣布碳中和目标时间表后，并未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呈现“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三高一低”特征，使得碳减排行动在许多政府的短期事项清单中的优先级出现显著下滑，绿色通胀（Greenflation）即绿色转型中技术研发、新能源使用和减排目标推高经济运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又加剧了上述困境的严重程度。

二是碳减排技术创新与现实要求的非同步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碳减排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核心驱动力，但“摩尔定律”在碳减排技术创新领域似乎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根据国际能源署评估，2070年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技术，35%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进程中的CCUS技术在成熟度、经济性以及安全性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碳减排资金量供给与需求的非匹配性。对各国而言，碳减排资金不足，无疑是必须直面但短期内没有满意解的问题。据估算，若要实现《巴黎协定》2℃以内的控制目标，可再生能源年投资额需从现在3000亿美元至少增加至8000亿美元，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显著冲击碳减排资金持续投入。同时，当前碳减排资金多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支持力度不足，全周期特别是早期的融资欠缺，绿色投资、绿色债券余额相比绿色贷款规模仍然偏小。

四是碳减排“漂绿”行为与绿色转型的非同向性。经过包装后的“漂绿”项目挤占了绿色转型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漂绿”企业或项目获得融资后，继续从事高碳排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碳排放数据失真失实，导致资金资源错配与浪费，与“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理念南辕北辙；另外，碳补偿（Carbon offsetting）从可溯源到可验证均缺乏必要的强健性，如何补偿和用什么补偿的复杂问题变成了简单的“植树造林”，本应体现人类基本义务的造林活动受到碳补偿挤出效应的巨大冲击。

五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与碳减排国际合作的非对称性。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保供与新旧能源替代成为“两难”选项，如俄乌冲突使得欧洲部分火电厂重启，这一符合情理的现实操作却与既定降碳路线相悖。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了碳减排的政治色彩。如“碳关税”本应为应对碳泄漏而设定，但部分发达国家以进口产品不符合当地碳排放标准为由，无视碳关税全球标准、机制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设备的先天不足，在“环境保护”借口下对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导致“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成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服务“双碳”目标既可为亦难为

在刘珺看来，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金融能够也必须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资源有效配置，为技术研发与绿色低碳转型科学高效提供资金资源保障。包括传统金融的绿色改造和再工程化，如绿色信贷、绿色贸易融资等；再进一步是绿色金融新产品，特别是集融资、交易、服务一体化的绿色金融解决方案，指向先进的绿色技术、新能源、新型基础设施等；最后，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全流程和金融机构自身的“绿化”。

二是市场有效定价，通过碳排放权的市场化定价，碳汇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效建立，既可调动企业控排主动性，又引导资金避免过度追捧超越现实的“纯绿”项目而引发“绿色通胀”。

三是风险有效管理，推动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适度容错机制，如，创新开发科技型企业绿色技术研发费用损失类保险、绿色技术专利被侵权损失类保险等。

四是构建国际合作可落地的机制，探索建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跨境投融资活动提供制度便利、平台便利、产品便利、交易便利等，助力破解碳关税壁垒等制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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